大数据背景下的网络问政_数据分析师考试

近年来，随着媒体融合和大数据时代的发展，传统问政与网络问政方式的结合，实现了内容与技术形式的顺畅对接，也使大数据的应用和网络问政发展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从云计算技术延伸到大数据技术、云搜索;从网络问政建设发展到微博问政、电视问政的兴起，以及相关的网络发言人平台的形成，都体现出网络问政在网上办公的新形式和新需求。

　　本文借助国内红麦舆情软件监控系统，从15万多个重点网站真实信息数据库，利用元搜索技术，将各种主流搜索引擎数据结果作为补充数据源，再按照各种复杂条件对信息进行分类检索与排序。通过监测系统筛选网络问政的有效信息，对我国86个省、市、县重点网络问政平台的相关案例进行研究以及对政务舆论各种维度进行分析，研究将大数据应用于政府网络问政决策的思路和方法。

　　二、大数据研究主题

　　(一)大数据的定义

　　目前，英国、日本、德国、加拿大、美国将大数据应用相关的战略研究，从2012年3月美国华盛顿宣布“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开始，自此一场关于“大数据”的战略争夺拉开战幕。

　　在我国有关的大数据的研究越来越受到政府机构和企业的重视，用大数据提高工作效率已取得显著成就。由于大数据在社会中的应用范围呈现多元化发展，但是其概念界定尚无定论。因为以往的大数据或今天的大数据，在明天将不再是大数据。正如马云所言，大家还没搞清PC时代的时候，移动互联网来了，还没搞清移动互联网的时候，大数据时代来了。

　　“大数据”是继云计算物联网之后的技术变革。信息描述的准确性和信息传递的广泛性不断提升，使信息承载从语言到文字再到现在的代码或数据，信息的数字形式一直以来堪称信息交流领域的“上帝”。有效地改变了以往高成本、低效率的信息处理局面，更加快了有效信息的流动和传播。

　　(二)大数据的发展特征

　　20世纪60年代起，学术界就不断设想着信息时代民主的未来。20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爆发，网络的无中心性、交互性、开放性等突出地区别于传统媒体的特质，信息网络技术在促进当代民主参与上具有巨大的潜力。

　　从1985年开始，北京计算机学院率先对大数据进行研究，并对国家治理模式、企业决策、组织和业务流程、个人生活方式等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1]。2013年5月16日，国家统计局推出其官方政务微信平台——“统计微讯”。表明未来更多统计大数据将实现微信发布，使网上数据发布实现同时、同步，并与网友之间取得相应互动。

　　目前，大数据早已应用于国内外各个行业。例如：零售行业(奥尔玛);快消品行业(箭牌、农夫山泉);金融行业(平安集团、阿里金融);软硬件技术(SAP、SAS、天云趋势);互联网(百度、腾讯、新浪)等各个行业领域。相对于政府而言，依托大数据的发展，有利于整合更多政府资源、来加强社会治理和市场监管和经济调控，从而提高政府领导决策能力、继而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实现区域化管理。同时，经过处理之后的大数据在互联网舆论研究中，也帮助政府做出正确的舆论判断，从而尽早地发现并处理民众反映的问题。

　　“我国各部委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信息系统，存储了海量数据，但国家部门、以及各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封闭的‘信息孤岛’影响了这些数据资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发挥重要作用[2]。”然而，大数据的发展，需要充分整合社会群体与政府之间的数据资产，进而完善多方的决策流程。

　　目前，政府领导人还需进一步完善网络问政的各种条件，其中包括网络问政内容的搜集、抓取、分析、研判等工作，并将网上的社情民意的信息转化为有意义、有价值的政治决策参考。

　　三、我国网络问政形势

　　大数据和网络问政推动了网络社会的崛起，网络虚拟空间已经退隐为一种现代生活无处不在的背景。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的学者马克·斯劳卡就曾经说过：“那些可能永远地模糊真实的和虚拟之间的界限的技术，将对政治带来影响”。

　　近10年来，虽然网络问政风起云涌、不断发展，大数据给学术界也同样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但国内学术界对其深入研究并不多，尤其是大数据和网络问政相结合的文字是少之又少。从现有的文献情况来看，从2013年开始，我国才有大数据和网络问政相结合的研究论文，其中数量仅有1篇。由此看来，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网络问政研究显得日益迫切。

　　(一)我国网络问政的现状

　　在网络问政大背景下，我国公民意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网民进行网上问政继续升温，政社分离趋势的加强以及社会民主制度的日趋完善而觉醒，成为公民网络问政的内在动力，也成为了社会舆论的发动机。同时，网络问政作为公民非制度诉求的一种新兴渠道，是彰显我国公民意识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3]。

　　在这个平台上，各种各样的信息正在多元化的渠道广泛地在我国各个地区、各个机构、各个行业与群体之间广泛传播。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人民已经感受到了全媒体时代借助大数据技术给人民提供的便利，也在参与对周围环境变化的多元化解读。

　　现如今，大数据的发展促使了网民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博客、BBS论坛、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微博、微信等多种方式问政。而有些地方政府和机构为了便于群众参与问政，开始主动开通“电视问政”、“问政直通车”平台，让公众和社会力量的更好介入，形成了良好的规范权力运行的倒逼机制。对此，加强与网友的沟通和交流，来实现政府问政的目的。

　　从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联合发布的2013年舆情蓝皮书《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3)》不难看出，从国家决策层，到互联网管理部门等其他公共服务职能部门，还是从问政议题范围到问政平台建设，都有了进一步的突破，地方性的网络问政平台建设也正稳步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我国不少地方政府纷纷开始通过网络技术搭建政务监测平台和政务数据库，建立起了上情下达和下情上报的多渠道问政桥梁，政府开始从知网、懂网、用网等转型升级。公众和政府共同生活在互联网构建的“大数据”中，迈出了从网络问政到舆论监测的关键一步。

　　因此，笔者对各个地方网络问政情况进行统计时发现一些结论，并把相关的数据在地域分布、部门分布、时间分布中以图表的形式展现出来。

　　(1)地域分布

　　通过红麦监测系统对党政机构网络问政样板库进行的数据监测显示：党政机构问政，各省市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其中广东省占比为第一位(23%)，山东省占比为第二位(16%)，江苏省占比为第三位(8%)，四川省占比第四位(7%)。区域分布相对广泛，事件性质凸显地区差异，是2013年1月份—9月份有关“网络问政”主要热点事件地域分布的基本特征。

　　从2013年发生的网络问政主要热点网络事件地域分布来看，在我国大陆范围的31个省级行政区之中有19个省级行政区有关网络问政热度居高。说明网络问政在我国正在逐步成为一个全国性问政，而非个别省份、局部地区的突发性事件。通过比较不同省份(包括直辖市、自治区)发生的网络问政主要热点事件，可以发现如下特征：

　　首先，广东、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城市经济的崛起，使这些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城市，由于诉求表达得不到满足，由此引发的突发事件爆发相对频繁。相对而言，广东省的网络问政平台开放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省市，包括惠州、汕头、韶关、江门、福田、东莞大朗等城市的官方问政平台相继开放，已经从省到县、区逐渐推广展开，问政方式推陈出新。同时，广东省政府准备在财政、环保、招投标等领域率先开展数据公开试点，通过互联网等形式开放数据。

　　其次，位于东部的广东、北京、山东等本是公众瞩目之地，当地媒体相对发达，以奥一网、南网、人民网、宁波网、红网、大河网等网络问政媒体类知名网站的出现。其中，奥一网早期推出的聚焦平台，这个渠道最早期是为解决具体问题而进行的问政行为而生的。一旦出现群众事件发生，很容易引起大规模关注。很多市民在现实生活中无法使很多市民不能在现实生活中解决问题，最终在网上解决。

　　再次，凡是网络问政平台运用得好的地方，百姓反映问题就会解决得好一些，那里的矛盾就会相对少一些。以广西河池市2013年第一季度全市网络问政工作总体情况为例,网友留言情况：共受理网友留言362条，回复342条，回复率94.5%。其中，咨询类123条，回复117条，回复率95.1%;建议类52条，回复49条，回复率94.2%;诉求类187条，回复176条，回复率94.1%;办结问题273个，办结率达75.4%。网民反映问题比较多，随着留言比重的下降，并逐渐平稳。但也排除广西其他地方问政平台的情况，虽然设有领导的公关邮箱、官民互动等栏目，但实际上成了“装点门面”的摆设，没有发挥实质性作用。

　　(2)部门分布

　　本图根据红麦舆情软件监测系统2013年采集到的媒体(人民网、新华网、中新网等)报道;大型论坛(凤凰论坛、网易论坛等)以及各个地方论坛;等博客(新浪博客、网易博客等)数量进行分类得出。从图2可以看出，教育部门涉及到的网络问政问题最多。目前，教育问题的成为学校，乃至社会关注的焦点。因为年轻人经常接触网络，利用网络平台参与社会问题，讨论和关注社会发展，思维发散、比较活跃，考虑问题是多角度、多方面的，更好地发挥政治热情，所以是网络问政的主要人群。

　　其次，涉及的是交通部门，主要以“公车私用如何解”、“三公消费何时休”、“交通拥挤怎么办”等一个个犀利的问题为主，给官员网络问政中的压力可想而知。网民上网“监督”公共权力，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时尚”。

　　(3)时间分布

　　古有微服私访，今有网络问政。2007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去建设通过互联网向全球问计于策，堪称中国互联网网络民主一方重镇。同时，“全媒体”(英文名“omnimedia”)这一词也开始广泛使用。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来到人民网“强国论坛”,通过视频直播与网友进行了22分钟的在线交流，被网友们亲切的称之为“涛哥触网”;这一年被媒体称为中国网络问政元年，该年被称之为实际运用阶段。

　　2009年2月28日下午，在一次温家宝总理与网民之间的互动交流成为标志性事件，被视为开启了中国式“网络问政”的先河。这一次“官民互动”也被评为当年国内十大新闻之首。随着大数据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公众参政议政的门槛大大降低，网民的参政议政热情高涨，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特色之一，同时也正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一种新途径，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2010年1月25日，“网络问政”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网络问政已经成为被官方认可的官员知晓民情、聚集民意，公众反应问题、监督政府权力的有效方式。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网络时代政治参与问题研究“课题组对北京进行了“您上网的目的是什么”的调查，大多人回答是“获取信息”。2月4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省长黄华华第三次向网民拜年：真诚希望广大网民朋友“手握鼠标，胸怀天下”。网络问政成为当时热门词汇。

　　2011年，中国网民总数已跃居世界第一，我国地方网络问政平台的开通数量达到顶峰。同时，媒体类网络问政平台也开始逐渐增多。

　　目前，全国政府网络问政蔚然成风。据统计，截止2013年9月30日，开通网络问政的政府机构已有90多家。由此可见，今天的网络问政呈现出升级化趋势。

　　2013年1月-9月政务舆情月份与每日的交叉分析的结果，表面上看不同月份影响较大的政府类网络问政的月度分布有显著性差异。从图4可以看出，2013年由于2、3月份处于两会期间，政府类问政相对较少，而政府类问政相对集中的高发期是在4、5、6、7、8月份。

　　在当今中国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建立网络问政，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互联网的互动功能区。问政包括很多途径和手段，推行这种问政制度的实施，政府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部门都建立了控制机制，才能更好地整合政府资源来集民智、重民生、破难题、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