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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运用大数据 决策告别“拍脑袋”_数据分析师考试
2015-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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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运用大数据 决策告别“拍脑袋”_数据分析师考试


24日,首期“广州新观察”圆桌会议在暨南大学行政楼举行,由来自国内政、学、研、企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聚焦“大数据与政府治理创新”,共话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治理创新,专家指出,大数据将让政府告别“拍脑袋”决策,让决策更加科学化、精细化。暨南大学党委书记蒋述卓、广州市社科联主席曾伟玉、南方日报社委姚燕永等主办单位领导出席了本次研讨会。会议由暨南大学副校长林如鹏主持。

  据悉,“广州新观察”系列学术研讨会由广州市社科联、暨南大学、南方日报社共同主办,每月1期,立足于从广州的视角看世界,从世界的视角看广州,精选热点话题,力求视角新、观察细、探讨深、对策性强,形成广州学界的声音,将为提高整个城市的治理水平,提供直接有力的智力支撑。

  大数据将提升政府治理精细化、科学化水平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在不断被大数据技术所颠覆和重塑。因此,政府的社会治理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新问题。

  蒋述卓说,大数据为社会的治理、政府的治理提供坚实的基础,不仅提供一种治理的观念,还提供一种宏观的信仰,使我们的决策更加坚实、有实据,不再是拍拍脑袋就出东西了,现在要建立在数据、用事实说话的基础上,才能更坚实地把治理的模式做好。首期学术研讨会将讨论如何运用大数据来解决广州市政府治理中面临的问题,为改善和创新广州市的政府服务提供帮助。

  对于“广州新观察”系列学术研讨会的宗旨,曾伟玉在发言时指出,首先是关照广州的发展实践,服务党委政府的科学决策。

  当前,广州正在积极落实国家“一带一路”、自贸试验区建设和创新驱动战略,也是在加快推动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商贸中心和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在这其中有大量的决策需要咨询、有大量的问题需要学术界来给予回答、有大量的政策需要创新。

  “我们创办‘广州新观察’这个学术交流平台,是广州社科联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一个抓手,也是我们在贯彻中央精神、推动广州特色的新型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曾伟玉说,希望通过专家学者的深入研讨,能够形成一些有战略高度、有创新水平和实践价值对接建立的成果,破解广州发展的困境,提高整个城市治理水平,提供直接有力的智力支撑。

  同时,广州市社科联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打通理论、舆论的阵地,发出广州学界的主流声音,并团结一大批学术积累深厚、思想敏锐活跃的专家学者,以科学严谨和富有创新精神的思想来聚焦和剖析当下社会热点,来解码新常态下这个经济发展的路径和社会治理的转型。

  曾伟玉表示,首期研讨会以“大数据与政府治理的创新”为主题,也是希望同专家学者一起探讨大数据给政府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适应新的常态,发挥大数据的信息价值,提高政府治理的精细化和科学化水平,从而加快整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姚燕永指出,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众声喧哗时代,社会更加需要发出理性、建设性的声音。当前,中国改革正进入攻坚期,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也迎来了新一轮改革发展的机遇期和挑战期,亟待学术理论界的多方参与,“我们期望,系列研讨活动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进来,充分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围绕改革发展、基层治理的难点、热点、焦点建言献策、出谋划策,虚实结合、或赞或弹,进一步凝聚改革发展共识,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姚燕永表示,作为主办方之一,南方日报将充分发挥主流权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提炼、挖掘好与会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将充分发挥媒介融合发展的新优势,打通南方日报、南方网及其他新媒体的传播载体与传播渠道,全力做好系列活动的线上线下传播,引导社会各界关注参与其中。

  大数据为国家治理打开了新思路

  “政府的一元意志与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多元诉求是国家治理的重点。”在研讨会上,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良荣教授指出,必须有效全面了解动态中的民情民意,并与政府意志结合,才能形成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形成制定方针政策的基点。

  过去,通过开座谈会、做民情调查等方式获取民意的方法,存在着覆盖面小、时效性差、反馈渠道不畅通的问题,形成了“中梗阻”,且成本高。到了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等为国家治理打开新思路。李良荣说,在全球范围来看,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科技创新等发展迅猛,但政府在大数据运用上才刚刚起步。

  “我们希望通过对数据的深度挖掘,以较低成本了解民情的真实情况,从而将社会的多元诉求整合到政府的治理框架中,形成更有效的治理框架。”李良荣表示,运用互联网这一新工具测量、搜集、转换成数据,通过改进方法和算法深度挖掘,这样才能得出对于问题的结构与逻辑性的认识,多元框架与多问题就可以有效地结合起来,变成一个上层完整下层活跃的有机体。

  而广东社科院院长王珺教授则指出,当前社会治理出现了三个特征。首先是利益主体多元化,传统社会管理是管理与被管理者的二元结构,而现代社会治理,则是以多种利益主体为基础的,如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行业组织与社区组织等。其次是大数据技术广泛应用。因此也就形成第三个特征,社会治理变成了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共治。

  王珺表示,传统社会管理已不适应新时期发展需要,而新管理模式尚未建立起来,为有组织、有秩序地平稳推进,需要在政府主导下,以人为本,多方参与,共同探索合作共治新模式。

  来自南京大学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副主任沈固朝教授,则以“以海疆维权为例”,发表了“大数据时代如何提高我国舆论的国际话语权”的报告。他建议,面对海量数据,我们必须学会运用技术,将数据转化成中数据、小数据,应用到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实践中。

  沈固朝表示,在海疆维权中建设证据链,目前国外已经有全信源情报的概念,其实就相当于“大数据”,将影像库、文献库、法律库、地图库、动态库五库关联。因此,他建议,建设国际话语权,要从舆论、大数据、证据链三方面下手;将大数据变为用户能处理的小数据,从小数据提取服务于决策的情报和知识。

  借力大数据或可预防公共场合踩踏事件

  作为企业界的代表,科大讯飞公司副总裁杜兰表示,当前城市治理难度因城镇化、老年化、互联网崛起等不断加大。不过,互联网的出现也给政府治理带来了新的可能和机遇,美国政府已经用大数据监测流感,这便是其中一例。而在我国安徽芜湖也尝试使用大数据进行政府“自我革命”。

  据介绍,安徽芜湖整合了77个政府部门10.8亿数据,将100多项审批流程化,使之更加便民。办事大厅的窗口由8—10个减少到2—3个,减少审批程序的时间,提高了办事效率,减少了排队等候的情况。同时结合人脸声纹识别技术,民众只需带身份证就可以办理业务。

  而在社会管理信息化方面,大数据也有用武之地。杜兰说,如今的移动电信等大数据分析可以进行人流监控,有利于公共区域管理,可以应用于在城市交通、停车场布局、广场人流控制等方面。比如,近年来大型活动现场踩踏事故时有发生,暴露了公共管理的弱项。其实,如果能够借力大数据,对公共场所人流量进行动态监控和分析,就能提前预知人流情况,并根据数据变化启动相应管理预案,从而避免如外滩踩踏之类的事件发生。

  在研讨会上,凯迪网络副总经理张世良则以“信息海洋如何捞干货”为题,对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治理提出了建议。他表示,组织与个体在和信息互动关系上有共通之处。组织需要全面、快速、及时占有信息,过滤无效误导信息,使用逻辑分析和数据分析方法进行,及时进行信息公开共享,对自己关注领域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形成案例库指导日后工作。

  在广州“创文”过程中,张世良所在的凯迪网络就曾通过大数据搜集社交媒体的言论,分析网民心中对“文明广州”的认识,从而给“创文”工作提供了决策参考依据。

  来自《南风窗》杂志社的高级记者李少威,则带来了其在新闻现场的思考。结合过往PX项目事件,李少威指出,在具有类似于环保领域“邻避效应”的事件中,政府应当尽可能从选址上避开人群聚集区,让项目建设尽量减少交易成本和社会阻力。

  李少威表示,政府应当建立一种机制化的解释、沟通、协商的通道,这种机制可以依托人大、政协来组织,立法和议事机构本身具有组织正当性,同时避免行政机构牵涉利益猜测,最终形成政民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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