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都市形象和公共关系

从1987年到2007年，全世界的数据量提高了100倍。历史上类似量级的数据大爆发可以回溯到15至16世纪。当时全球的数据翻了一番，是印刷机的出现，推动了这个进程。

也是在刚过去十余年间，我们从一个模拟信号世界转变为数字世界。在2000年，75%的全球数据还是模拟数据，但如今，这一比重已经不到1%。

因为上述这两重变化，如今人类已经有能力通过运用数字工具，以更低的成本来捕获、存储、提取和分析更多的数据。这又使得我们能够以比之过往更丰富、多样的方式去审视、了解这个世界及其复杂性。大数据让我们不要太急于做出结论，而是更好地去理解整个现象本身，然后再去寻找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和模式。这就好像我们过去常说到的“冰山理论”：大量来自数据分析的价值至今还藏在“海面”之下未被挖掘。

如今，大数据在公共领域的应用潜力和好处已有所体现。基于对数据更确切、更全面的掌握，我们对公共领域各种经济、社会实际现象的理解都将优于过往。那么，大数据对于城市的公共形象的意义何在呢？

首先，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就全球范围而言，人们都会期待大数据能够被政策制定者、决策者更好地应用。很多人会问：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使用数据了吗？你认真、系统地分析过它们了吗？你确定你所做的决策是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吗？由此，我们的政策决定者必须更好地使用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代表着政府的公共形象。

第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们会希望对数据形成更好的信任感。换言之，我们必须在利用信息的同时更好地保护个人隐私。这是人们相互信任的基础，相关的法规也必须跟上。在这方面，政府当有所作为。

第三，先进的政策制定者将会使用大数据来测量和改善公共形象。其实有不少政策决定者已经在这样做了。区别在于，过去我们总是通过对小数据的取样分析出实时的舆情，问卷通常也是预先设计好的。但事实上，在问卷设计好之前，我们对很多事实未必那么清楚。而在大数据的帮助下，我们正好可以通过它来帮助决策制定者尽早地对机遇和趋势进行捕捉。

在全世界，人们都有这样一个期望：政府能够允许一定程度的数据公开。因为，这是使经济政策的制定更有效的基础。让数据更公开透明，还将鼓励私营领域更好地使用数据，进行业务创新，提供更新的服务方式。因此，市政管理人员如果想要提升公共形象，不妨思考一下：如何以更好的数据公开化、透明化，来激励整个社会的创业精神。

当然，数据不是一切。它仅仅反映了我们的世界、我们人类活动中的某些模式和部分现象。因此，即使我们已身处一个大数据时代，还是要时刻认识到大数据的局限。我们需要带有谦卑，并且带有人文精神来处理大数据。

要交心，先要懂得识心

联合国原副秘书长　沙祖康

大数据、公共外交、城市形象，这三者的联系是什么呢？大数据的发展和运用，将为公共关系和公共外交提供重要的平台和手段。我们利用大数据来发展公共外交，然后通过公共外交推动大数据领域的合作和交流。通过这些合作和交流，最后树立、推动、增进和建设都市的形象，包括上海的形象。

对于外交来讲，无论是政府外交还是公共外交，大数据的分析对我们全面深刻的把握世情和国情，把握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都很有意义，可以帮助我们进行顶层设计，坚持底线思维，做出科学决策。

我想重点谈谈当前公共外交的形势和任务。公共外交对于今天的中国特别重要。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穷二白，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各方面的力量都增强了。从积极方面讲，我们的影响力也提高了。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也就上来了。现在出现两种趋势，第一个趋势是捧你，比如别人会说“中国很厉害，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中国将来发展怎么样”等等。但实际上，我们西部、中部很多地区还很落后。第二个趋势，“中国威胁论”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公共外交就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把一个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中国介绍给全世界，实事求是地告诉你，中国是怎么回事。官方外交有很多局限性，说话要算话，公共外交的余地比较大，可以好好的解释，讲清楚是怎么回事。

公共外交的对象是三种人，一种是对中国怀有严重敌意的人，这是人数占极少数的人。第二种，是占人数大多数的，大量不知情、盲从的人。当别人说到中国威胁论，他们也说是威胁了。但实际上很多人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不能怪人家，是我们自己的宣传做得不够，一些公共关系没有处理好。第三种是对华友好的，对中国了解的人。无论是哪一种人，我们都应该做好他们的工作。要告诉他们，中国不是完美无缺的，中国也有很多问题，但中国也不是一些人主观想象的样子。我们要讲真实的情况，只有实事求是才能争取人心。

公共外交是做人心的工作，是交心的工作，而民心是各国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和基础。民是分为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利益群体的，他们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为都各不相同，因此对于不同的人，我们要有区别的做法。所以，我们的公共外交必然是多元的外交，它是全方位的，也是多领域的、多层次的外交。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来了解情况？谁对你好，谁对你不好，谁误解了你；各种群体，老百姓、知识分子、科学家、企业家，他们是怎么看中国的？这些都可以通过大数据进行分析判断。所以，搞公共外交的人，第一要懂业务，第二要学会和掌握使用大数据的能力。

从依赖资源走向依赖智慧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　李耀新

我讲三层意思，第一，大数据时代是大趋势和大格局。未来最大的变化是对人类经济彻底的互联网化，是全产业链、全要素、全价值链、全流程的产业化。从这个理念去看我们的大数据时代，其实“小荷才露尖尖角”。简单地说，就是未来是万物相连的时代。今天的链接水平是链接了1%，还有99%没有链接。也就是说，人和人的链接基本已经解决，人和物的链接开始解决，物和物的链接正在举行。我相信再过5年、10年去看，那种大数据的爆炸，可能就像是银河系的爆炸。伴随大数据爆炸，整个社会的经济体系都要进行一次颠覆性的革命。从这个角度去看，未来的大数据时代，将使人类从主要依赖物质增长，变成依赖知识的增长，而大数据是知识的主要表现方式。第二，大数据的发展是有路径依赖的，这个路径最密集的载体在城市。所以在大数据时代和智慧城市的关系上，城市里面人最集中，经济要素最集中，行业发展最集中，所以这里面碰到的问题，以及要求转型创新的紧迫性也最集中。大数据一定在智慧城市当中大显身手。第三，要解决好互联网基本的三个问题，首先是安全可靠的问题，其次是更高的效率、更加便捷，再次是利用互联网使中间成本趋于零，让消费者享受更高的性价比，甚至是零价格。

当前，上海正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个定位要求我们解决三个关键问题。第一，这个科技创新中心一定要承载国家必须突破的核心领域，同时又是上海有能力突破的领域，比如飞机集成电路等等。第二，这么多年来，我们在科教设施领域投入很大，培育了比较完整的科技创新链。将来要把这个创新链完全植入到产业链里面，解决转化率的问题。第三，上海的经济结构里面，地方国企、央企、外资、民营经济各创造25%。但我们感觉，现在是“大的东西不少，小的东西不够”，也就是说，自下而上的活力不够。所以我们提出要发展四新经济，即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和新模式，追求轻资产，用大数据分析支撑我们的产业，为全国的产业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提供服务。四新经济的发展，可以摆脱对物质资源的依赖，可以摆脱拼资源、拼规模、拼速度的局面，成为经济转型发展的一个方向。

解决“存通用”才有大数据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兼阿里云总裁　胡晓明

阿里巴巴的使命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所以阿里巴巴集团在美国上市，我们确定了未来三大产业的方向。第一，全球化。我们不仅仅要实现整个中国对全球的贸易，同样要实现国际之间的货物流动。第二，农村电商。在农村电商方面中国有7亿农民，解决7亿农民运用移动互联网，运用信息技术的问题，这能够带动农村的信息化。第三，云计算和大数据。所以在整个阿里巴巴集团，我们有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平台，也有服务小微企业、服务消费者的“蚂蚁金服”。最后还有构建物流的骨干网，让数据和物流，特别是干线物流、空运，能够用数据让整个供应链存储体系，让我们的配送体系更加智能。底层就是我们的大数据平台，再底层就是我们的云计算。

云计算是整个中国的基础设施之一。举个例子，在100年前，所有的电都是私立的。后来有个企业叫通用，它在曼哈顿把将近1平方公里的电集中起来组建了电网。今天，电网使电成为即插即用的资源。同样，今天的计算机也将成为一种公共资源。今天在整个阿里巴巴平台上，中国和海外将近140万家企业使用我们的云计算。通过这个服务，我们解决了数据的“存”，按照统一的标准存在一个平台；　同样解决了数据的“通”，最后解决数据的“用”。我认为，在整个工业阶段来看，大数据最核心的体系是解决数据的“存、通、用”的问题。

通过阿里巴巴的云计算平台进行创新，可以不断提升民生服务。有一个案例是12308，大家可以在手机端下载12308APP，获得汽车时刻的查询表、客运站的时刻查询表、购买汽车票。它是一家有20个人的企业开发出来的。这群年轻人把全国61个城市、450多个汽车站连了起来。它的目标是为国内327个城市和5000多个汽车站提供更多的服务。

我们也为政府提供云计算服务，我们把阿里巴巴在整个公共服务上的能力输送给政府，帮助政府做很多事情。第一帮政府构建云计算基础平台，第二建立大数据分析信息。

大数据带来公共关系精准化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余明阳

对于公共关系来说，一大难题就是信息过于模糊。有一个说法是“有一半广告浪费了，但我永远不知道哪一半是浪费的”。其实公关比广告还要模糊。我们的公众是谁？我们通过什么途径去传播？达到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往往都是一个黑箱。大数据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把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大大推进了一步。这对公共关系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

我谈三个问题，第一，公共关系受众精准化的锁定有什么价值；第二，公共关系传播方式的精准化有什么方法；第三，公共关系效果评估的精准化将带来什么影响。

过去做公共关系的时候，我们的受众是谁往往是不明确的。随着受众的精准化，很多问题就好解决了，比如现在超细分的市场竞争手段。还有这两年大家用得比较多的一个词叫“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的核心是三个东西，第一是极致，把事情做到极致；第二种是体验，让消费者参与进来，最好上面有他们自己的创造；第三是粉丝化，叫粉丝经济，这个粉丝实际上就是一个窄众的锁定，如果没有大数据的手段是不可能完成的，而大数据让这种精准锁定成为可能。

唯有精准化界定受众、锁定特有的人群，宣传才有针对性，和谐公共关系的建立才有基础。受众的精准化锁定一旦确定以后，我们就可以向他们做相应的推广。这种锁定方法当中有一条很重要，就是把两个看起来没有关联的东西放在一起，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有关联性。比如说尿布跟啤酒有关系吗？好像没有关系，但是通过大量数据发现，大量的男人买了尿布以后会买啤酒。因为买尿布本来是太太管的，现在我都来买尿布了，自己要犒劳犒劳自己，就顺便拿两瓶啤酒，所以尿布跟啤酒有内在的关联性。它们之间可能没有逻辑性，但是数据分析却能发现某种规律，这种规律对于市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关系传播方式怎么进一步精准化呢？大数据时代受众不再是一个被动者，而是整个公关的核心所在，所以人们总是以公众为核心来构建它的公关手段。锁定公众有很多方法，比如通过搜索引擎的精准化公关传播。通过精准锁定我们的公关传播对象，就可以开展定向的公关传播。大家知道过去的定向是比较模糊的，但是明确清晰的定向公关传播，在未来公关界一定有很大的市场。

最后一个问题，公共关系效果评估的精准化。在以前，公关效果评估一直是公关当中的一个大难题。现在大数据的评价系统变得非常精准，而且同步评估。延续性现象不存在了，不准确现象也不存在了。

总之，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它势必会引起公共关系领域的新革命。深入了解大数据，充分思考大数据技术在公共关系受众的精准锁定、精准传播、精准评估层面的应用，是我们利用大数据的技术和理念，推动公共关系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一步。

大数据时代的组织公共关系

上海外国语大学原党委书记、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　吴友富

我对大数据有几个看法，第一，大数据对公共关系来说首先是一个观念，这个观念转变十分重要。如果不能树立大数据的观念，未来的组织公共关系将很难取得成功。第二，大数据对公共关系来说是一个平台，信息交流、信息交互凝聚等等的平台。这个平台的扩展，意味着未来的公共关系必须突破传统公共关系的传播渠道。第三，从公共关系角度理解，大数据是一个新的工具。它实际上是一种整合，是改变人类生活方式，改变人类前进方向的工作。它同样也会改变公共关系特别是组织公共关系的整个生态。

下面我讲一下大数据时代组织公共关系的三个问题，第一，诚信是大数据时代组织公共关系的基础。一个组织对社会公众的诚信是良好公共关系的基础，没有诚信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公共关系活动，也不可能有良好的组织形象。在大数据时代，组织的诚信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是组织向外界提供的信息和数据的精确性。在大数据时代，一旦信息传播以后，原数据就是形成了，就立即被社会公众认知和追溯。任何一句谎言，任何一句不精确的语言和数据出现，组织的形象都会受损。其次是组织行为真诚。大数据时代，一个组织的行为可量化程度急剧上升，组织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形成不同类型的社会信息，这些信息告诉大众，组织的行为是不是真诚、是不是可靠。如果组织不能诚信、不能透明，那问题就大了。再次，实事求是是组织诚信形象的原则。大数据时代，公共关系更加强调实事求是，要求组织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说真话、办真事，决不能让任何其他要求凌驾于实事求是之上。

第二，数据能力是公共关系的核心力量，主要是数据的搜集、分析应用能力。首先是数据的搜集能力，即从事公共关系的工作人员搜集各方面对组织内部和外部的理解的相关数据，通过这些数据，可以感知公众的需求，以及整个组织形象的变化，并作为组织制定和实施公共关系战略决策的依据。在当前大数据刚刚形成的时代，通过多渠道搜集信息的能力，堪称公共关系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其次是数据分析能力。信息搜集很重要，但是比信息搜集更重要的是分析和应用。在大数据时代，公共关系除了依靠本组织的数据分析技术人员同时，还要发挥第三方数据分析专家的作用。设立一个相对独立中立的数据分析制度，在大数据时代是必须的。最后是数据的应用能力，数据的搜集和分析，最终目的是应用。科学地应用数据信息，就能够紧紧抓住组织公共关系发展的主动权。

第三，信息开放是组织公共关系的有利载体。因为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很多组织都作出了信息开放的承诺，包括政府、银行、税务等等各个部门。其实组织的信息开放已经几乎是一种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在组织公共关系中，如果是主动开放信息，就可以掌握更大主动权。

大数据时代的都市居民幸福感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终身教授　彭凯平

我想谈一谈大数据时代的都市居民幸福感问题。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在过去的200年里，人类社会有两个重要的心理需要，一个是对意义的追求，另一个是对幸福的追求。但有人说，后来因为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受到城市化的影响，我们开始不关注生活的意义。信仰不重要了，意义不重要了，“上帝死了”不仅仅是一个哲学的哀叹，在世界范围内，信仰都在普遍下降。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幸福感在下降。经济社会在持续快速发展，但幸福感并没有相应提高，甚至在下降。

如何去研究这个问题？传统的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用量表和行为指标去研究，或者加一些生理指标去研究。幸福科学更多采用生理的技术、神经科学的技术去研究。但它们最大的局限，就是这些研究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不是一种真实自然的状态。所以，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特别是我们在互联网技术、在移动互联网方面的迅速发展，并且拥有了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等大型IT企业之后，我们积累了庞大的数据信息。但目前我们缺乏对于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借助大数据，我们有可能更好地研究“幸福感”这个与人类密切相关的问题。比如借助云计算、公共技术平台、移动互联平台等等技术手段，能够及时了解民众的身心状况；利用可穿戴设备，可以对民众的心理进行分析。

研究城镇居民的幸福指数问题，这与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紧密相关。我们不光要享受工业化的成果，也要承担工业化带来的后果，最大的后果，就是工业化所导致的民众心态变化。为了调查中国人民的幸福指数，我们采用了1512个关键词汇，描绘出中国人民的幸福地图。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确实到了应该关注心理健康和人民幸福感的时候了。我们过去往往强调　GDP，但幸福指数和　GDP　之间存在一个边界效应，当GDP发展到一定程度，影响幸福感的指标中，就有很多指标比GDP更加重要。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条普遍规律。一开始要强调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就是硬道理，但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应该有一些社会政策的转型，更加关注民众的精神感受，努力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大数据时代的舆情监测

优讯公司创始人、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　蒋亚洪

我准备从我们服务的几千个客户里面，挑选一些重要特征同大家分享。目前商务部、教育部，北京市政府、北京市30多个委办局，北京一半的区政府，北京所有的法院，还有中石油、航天科工、海底捞、加多宝等企业都是我们的客户。对于数据的挖掘，就能够帮助客户进行科学决策，我今天就分享这些案例。

每个人讲的大数据相差很大，我讲的主要还是偏向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电视、报刊、网络、论坛、微博、微信，这些媒体中所蕴含的信息。对我们的客户而言，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都需要了解这些信息和动态。


我们所关注的大数据，无非就是用来引导舆论、评估效果。我们的客户都面对大众，大众关心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引导，在每个环节怎样来做会更好？这些都非常重要。从更细来说，就是舆情监测。舆情监测我们需要早发现，越早越好。各种媒体上的信息，各行各业的热点，还有世界舆论的倾向，我们怎么去引导和调控舆论，以及事情接下来会怎么样等等，都要预知，要用数字模型来研判。我们通过舆情监测平台，用几千台服务器进行每天实时抓取信息，根据每个客户的要求，把其关注的信息提炼出来。这些数据信息帮助客户进行科学决策。

在技术方面，我们建立技术平台，依据对数据的采集、分析和模型来帮助客户科学决策。基本上我们采用四个指标来检测数据做得好不好，第一是全不全；第二是准不准，我们这个平台能够把精准的数据找出来；第三，要及时；第四，要专业。